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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门牌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

  朝内大街166号,对冯骥才的人生有极大的意义,自然其本身也有着复杂的况味。在冯骥才的回忆中,韦君宜、严文井、秦牧等与朝内166号息息相关的人物,跃然于纸上。一个简单的门牌号,一个老旧的出版社,予作家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。因之,冯骥才言道,“如果老楼拆了,回忆更无凭借。我要赶紧去趟北京,站在老楼前拍张照,为了纪念,更为了永远的记忆与深刻的怀念”。

  如今的冯骥才以文化遗产、民俗学研究者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,而留在文学读者记忆中的,更是那个写《神鞭》、《三寸金莲》、《炮打双灯》,写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的作家冯骥才。而奔波于乡野,为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大声疾呼的冯骥才,其实也并未忘却自己的文学来路,当从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就要拆除翻盖新楼时,“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,怦然一动”,这便是《凌汛:朝内大街166号1977-1979》一书的起因了。“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,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,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,栽进一个时代”,冯骥才所记忆的这个时代,即新时期的萌发,亲历者的所见所闻,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有另一番新意。

  说起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,各个时代有各自的特点,但如1977年的此种“借调写作”,大约是前不可见,后来亦绝吧。那时文革刚刚结束,出版社可以放开出书了,但发现书稿奇缺,“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,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,也没人敢写,更没人敢出版”。这就给籍籍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以机会,出版社要从他们中间寻到合适的人选,打磨出可用的书稿。所谓“借调写作”,即这些写作苗子“临时‘借调’到出版社,吃住都在社里,吃的用的自己负担,住房不要钱,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,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”。冯骥才就是其中的一员,他来此修改长篇小说《义和拳》,这一“借调”就是两年,如此一段时光既是他个体生涯中的关键一环,亦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,文学界在新时期的悸动与波折。

  冯骥才的《义和拳》虽几易其稿,但终究是改出来了,不过予人印象更加深刻的,是那些稿子没能改出来的作家。他回忆了一位早三四年就借调到社里的作家,辽宁铁岭人,一肚子乡土传奇故事,善于讲述,多好的小说素材,却在这反复修改的书稿里派不上用场。因为这位铁岭作家要修改的小说,起笔于文革中,这几年政治形势颠来倒去,小说人物与情节必须紧跟着变来变去,“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,反面人物是走资派;明天政治风云突变,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,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”,把这位作家折腾得够呛。终于有一天编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,正反人物逆转,这个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。作家只好黯然离去。

  让冯骥才体味到春之寒冷的,应是他大胆写出的小说《铺花的歧路》。在写《义和拳》的姐妹篇《神灯》时,意外受诗人叶文福忏悔的震动,那是一次酒后,叶文福痛苦反省当打自己老师的往事,“大冯,你要绝对相信我——我对革命是赤诚的,就因为赤诚,我打得才特别狠!”受此触动,冯骥才的记忆中浮出类似的故事,暂停其他小说的写作,先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,名为《创伤》。拿给人民文学社,却给社里出了个难题,审查意见难以出炉(在此期间,卢新华的《伤痕》发表,因题目相似,决定改为《铺花的歧路》)。事情的复杂以致流言四起,“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,完了,冯骥才是反革命了!”人文社专门召开“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”,讨论《铺花的歧路》、《冬》(孙颙)、《生活的路》(竹林),解决思想的争端,“这时,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”。之后,这篇小说先刊发于1979年第2期的《收获》上,同年人文社出版单行本,虽仍然争议不断,但开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挡的了。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既是文艺界的重聚,也是文学风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转的标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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